平成時代 （1989—2019） 是日本經濟從泡沫崩潰走向增長停滯的三十年，也被稱為“失去的三十年”。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工資結構基本統計調查》，1990年日本人平均年收入約463萬日元，2018年僅為433萬日元。名義工資原地踏步，實際收入更是在物價上漲中緩慢下滑。

與此同時，終身雇傭制度逐漸瓦解，非正規就業比例持續上升——到2020年，日本女性中有超過一半為非正規就業，男性也超過兩成。起點更低、路徑更不穩定，年輕一代切身感受到了“努力未必有回報”的現實。

而我們也正感受著類似的變動：經濟前途與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凸顯，尤其在城市居民中，“中產返貧”、“階層滑落”等話題愈發引人關注。

正是在這樣的節點上，日本社會提供了一個特別值得觀察的對照樣本。然而關鍵不在于類比關系，而是兩者在趨勢上的相似與內容上的差異，使我們得以從中窺見未來社會與經濟系統可能面臨的挑戰與應對路徑。

越來越多去日本旅游的人發現， 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日本社會反而顯露出一種獨特的秩序、平穩甚至宜居性。 日本是如何度過那三十年的？它的經驗是否能為我們提供另一種想象未來的起點？

“失去的三十年”里，日本中產跌落了多少？

自1990年代以來，日本各個階層的收入普遍下滑，低收入家庭占比不斷上升，中高收入群體則持續收縮。相對貧困率 （即收入低于全國中位數一半的人口比例） 從1980年代的約10%，上升至2012年的16%，在OECD國家中排名前列，位列G7國家中的第二高。

在這樣的背景下，家庭消費能力顯著下降。一個直接反映消費結構變化的指標是恩格爾系數——即食品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1980年代末，日本的恩格爾系數曾降至約20%，意味著當時家庭擁有較多“可自由支配收入”；但隨著實際收入下降，該比例開始反彈。到2022年，這一數字升至26.6%，意味著超過四分之一的支出用于食品，家庭對非必需品的消費空間持續壓縮。

日本由過去被稱作“一億總中流” （又稱“一億總中產”，是196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一種國民意識，在終身雇傭制的背景下，超九成的國民自認為是中產階級） 的社會，逐步轉向“格差社會” （即分化社會） ，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 這個社會已不再平等，有明顯的贏家和輸家。

社會的另一重跌落則來自老齡化。我們曾提到“養老金替代率”這一概念，即退休后所能領取的養老金與退休前收入之間的比例。 一名中產如果退休后收入打了折扣，也就可能被迫離開中產階層。 隨著老齡人口增多，“收入打折”的人也隨之增多。1990年至2020年，日本的養老金替代率整體呈下降趨勢。根據厚生勞動省的數據，1986年，普通工薪家庭的替代率為約68%；而到了2019年，已降至61.7%。

不過，盡管經濟數據整體呈下滑趨勢，日本仍保持了一定的社會結構穩定性。根據內閣府的調查，只要被調查者選擇“中の上?中の中?中の下”三項中任意一項，便視為“中產階級”。在這一統計口徑下，自1990年至2024年，自我認定為“中產”的人口比例僅由90%微降至89%，變化極小。

若采用更細分的標準，日本社會科學研究計劃 （ISSP） 關于《社會不平等》的長期調查將收入劃分為10等，選擇第⑤⑥等級者被視為“中等收入”。數據顯示，在1999年、2009年與2019年，⑤⑥等級人口比例分別為27%、31%、24%。盡管“中間人群”呈緩慢下移趨勢，低收入群體有所擴張，但整體結構并未出現斷崖式下墜。

這就是日本“失落三十年”的基本面貌： 沒有戲劇性的崩塌，也沒有特別驚喜的翻盤，而是一個緩慢下行、穩中有序的社會。 重要的是，即便在長期低增長中，它也沒有把過去的積累徹底敗光。而這種相對穩定，并非僅僅因為日本的起點足夠高，更與其分配機制、消費與營商環境乃至文化心理的適應性密切相關。

社保體系：真金白銀換穩定

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有一項數據始終維持穩定——那就是日本的基尼系數。在經濟低迷、工資停滯、階層滑落的背景下，很多人可能會預期日本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確實，在初次分配階段，日本的基尼系數從1990年的0.43一路升至2021年的0.57，差距顯著拉大。但令人意外的是，再分配之后的基尼系數卻始終維持在0.38左右，30年里幾乎沒有變化。

這種結構性穩定并非偶然。老齡化是推高初次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尤其是高齡單身戶的增加：從1990年的15%升至2020年前后的28%。但正是因為強有力的社會再分配制度介入，日本的“凈基尼系數”在30年間僅小幅上升0.02，甚至在OECD國家中屬于增長幅度較低的一組，其社會貧富分化程度，至今仍遠低于美國和大部分歐洲國家。

再分配體系沒有魔法，只有真金白銀的持續投入。 2023年，日本社會保障支出已占GDP的25.12%。在高投入下，日本有了比較精細的保險覆蓋。例如2000年啟動的介護保險制度，為40歲以上國民提供老年照護服務；2008年開始，75歲以上老人醫療費用由公共財政大規模承擔；2009年起對兒童實行現金補貼，2019年全面實現學前教育無償化。另一方面，日本也引入了具有調節機制的改革，例如2004年啟動的養老金“宏觀經濟滑動”政策，通過調整養老金增幅，讓養老金增速低于物價和工資，緩釋財政壓力。

支撐這一切的則是不斷抬升的消費稅。從1997年首次引入消費稅起，日本逐步將稅率提高至10%，且其中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社保系統。可以說， 進入2000年之后，日本幾乎所有的社會政策核心，都是圍繞再分配展開的。

這個過程也充滿爭議。每年，日本社會都有反對消費稅的抗議，年輕人對每月沉重的社保繳費也怨聲載道，認為自己“在為老人工作”。養老和醫療體系已長期依賴財政補貼維系，醫療保險連年赤字。未來，將消費稅調升至15%、20%幾乎不可避免。而要維持勞動力人口，作為保守的“單一民族”國家，日本也在緩慢而現實地朝向移民社會轉變。

平價品牌崛起，帶來“防御性消費”

在“失去的三十年”中，有一個特別亮眼的領域：平價品牌的崛起。1984年開出首店的優衣庫、1980年誕生的無印良品 （MUJI） 、1987年成立的大創 （DAISO） 、被稱為“日本宜家”的NITORI （1967年創立） 和1989年開設首店的唐吉訶德 （Don Quijote） 。它們不僅在日本本土成功，更走向全球，成為極具影響力的國民品牌。

它們共同的特征是：定價顯著低于行業平均、SKU （庫存單位） 龐大但品質穩定，代表著“高質低價”的消費邏輯。這類品牌大多在1995年至2013年的日本通縮時期迅速擴張——經濟壓力迫使企業不斷優化成本結構，提升性價比。而當時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大規模外包生產，也為這一商業模式提供了堅實基礎。

這些品牌幫助日本家庭用精打細算的方式在消費降級中守住“體面生活”，因此也被稱為“防御性消費”。以家庭服裝支出為例，從1990年的月均15300日元下降至2020年的9800日元，降幅達36%。

很多人或許會將其與當下中國低價消費品潮流相比較，但背后的商業邏輯有本質差異。日本平價品牌的發展深受兩個管理理念影響：Kaizen （改善） 與JIT （Just-in-Time，準時制） 。前者強調從基層員工到管理層不斷優化細節以消除浪費，后者則以零 （極小） 庫存、拉動式生產實現對需求的快速響應。 這不是通過壓低質量或榨干上游實現成本控制，而是通過精密管理追求效率的極致。

這聽上去沒什么稀奇的，不過有一點非常值得深思——什么樣的營商環境可以催生如此極致的效率壓榨呢？如果日本企業可以開除員工降低成本，壓榨員工降低成本，他們肯定會做；如果可以壓榨供應商，拖款壓貨降低成本，他們肯定也會做；如果有可以從政府獲得無限資金的機會，他們更不會拒絕。但恰恰日本沒有這樣的條件，才導致企業只能“內卷” （這個詞的原始意義，指通過投入增加在資源不變的情況下提高產出，不是大家現在用的意思） 。

日本是一個高度依賴“商譽”的社會，不履行合同、延遲付款非常罕見。2023年12月，日本全國商業票據56萬張中，僅129張有異常支付，其中僅27張完全無法支付。企業間延遲支付，2023年全年僅1111件。在用工方面，盡管終身雇傭比例已從1990年代下降，但截至目前，仍有近48%的勞動者受到終身雇傭制保護。

信譽的累積與維系，是品牌長期成功的必要前提。這是“內卷”中的精密工藝文化，也是在外部壓強中形成的品牌能力。 而當消費力整體下行，社會又不能以壓榨取勝時，或許也是最穩妥的一條商業出路。

低增長時代，社會如何維持體面與尊嚴？

日本是一個協同履約的社會。這個詞乍聽有些抽象，但當我想到日本的福利體系、高性價比商品、街頭巷尾琳瑯滿目卻仍認真經營的二手商店，那些生意未必火熱卻堅持推出“季節限定”的小鋪子時，我漸漸理解了日本如何在“失去的三十年”里維系住這個社會的。

很多人認為日本文化壓抑，這種壓抑源于一種被他人目光審視的壓力，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恥感文化”。日本人確實極度忌諱給他人添麻煩，唯恐不體面 （而在壓力積聚下，也確實會偶爾爆發極端的、不體面的行為） 。這種恥感讓政客無法輕易犧牲某個族群的利益。

它也造就了一個在消費層面依然堅持履約的社會： 不單純為了價格而放棄品質與服務。 不僅是消費者難以接受粗暴的低價取代一切，商家恐怕也會覺得那樣做“不體面”。于是，大多數人只能在維持“履約”的基礎上，一邊節儉，一邊設法提升效率、創造新的商品或服務，或提出更精準的對策。

日本社會確實很“卷”，但它的“卷”并非全部關于效率，關于而是關于“禮數”、關于“規則”、關于維系公共秩序和關系感知的一種文化履約。它不是一個銳氣十足、充滿創新的社會。但它是一個有共識、存在協同履約基礎的社會——即便這種傳統正受到移民文化的挑戰與重新定義。

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想象：在無法高速增長、資源逐漸稀薄的背景下，如何維持社會的基本風貌與個體的尊嚴。

與日本對比，我們的社會有相似之處，但有更多的不同。早在1990年，日本家庭資產中雖有60%為不動產，但已廣泛普及權益類金融資產，證券類資產占比達到36%。相比之下，中國城鄉差異巨大，城市家庭中不動產占比高達72%，而權益類金融資產占比仍偏低。這意味著，一旦不動產價值下滑，中國家庭所承受的沖擊將遠大于當年的日本。

此外，中國家庭背負著更高的杠桿壓力。1990年，日本家庭住房貸款余額僅占名義GDP的8.9%，占不動產市值的2.4%；而在中國，這兩個比例分別是33.9%和8.2%。如果未來出現類似日本的不動產泡沫破裂，中國社會和家庭的受創面將更廣，傷害更深。

與此同時，我們的福利體系尚未完善，營商環境也存在顯著的制度性缺陷。從“協同履約”的角度來看，日本社會在效率提升之后，能夠較公平地將“效率剩余”通過制度化和文化機制分配至社會各層。而在中國，這部分剩余資源往往集中流向那些在履約中占優勢的群體，無論是因市場壟斷還是權力壁壘。

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這種傾斜機制會讓整個社會越來越走向“零和博弈”。不論市場興旺還是蕭條，如果無法建立起一種協同、共贏的履約機制，我們的社會將很難擺脫內耗與分化。這也許正是我們從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中最值得學習的部分： 在衰退中維持社會共識，而不是讓博弈徹底撕裂生活的基石。